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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石与周其仁教授:万科股改历程及对改革启示

2015年12月31日来源:威客网小分类:公司起名网

新闻摘要:王石:万科股份化改造差点夭折来源:中国企业家(北京)本文是王石在“致敬1984”系列活动深圳站上的发言,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审阅。女士们,先生们,下午好!我讲个故事,你们想听私人故事还是公司故事?(全场笑)当然公司故事是由个人构成的,在这里还
 

王石:万科股份化改造差点夭折

来源: 中国企业家(北京)

本文是王石在“致敬1984”系列活动深圳站上的发言,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审阅。

女士们,先生们,下午好!我讲个故事,你们想听私人故事还是公司故事?(全场笑)当然公司故事是由个人构成的,在这里还是结合我们今天整个讨论主题,讲讲深圳开始的故事。

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79年,当时在深圳有名的一个搞工程的公司,当时国内出口到香港的物资要在深圳停一下,要过关。停的过程中,活的家禽、活的牛羊要搞检疫,我们搞工程搞检疫消毒的设备。到这里来有非常大的反差:一是检疫这些动物,很多到这儿就死了,死了就扔下来,臭气烘烘,又有苍蝇,条件非常恶劣;同时你晚上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电视,看到香港的灯红酒绿,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
你说你向不向往呢?你说不向往,那说的不是真话,但是你说向往还不容易,因为隔着一个深圳河,你表示向往,就是看它的电视都属于违法的。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在工棚上装了电视,当然你可以收看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,但是大家都想看香港的电视,还有一个专门管调电视机的频道的,上面头头来了,赶快就转到广东电视台,看的是非常乏味,最后走了又调回来。当时就是这个状态,现在你们这些80后、90后是不大理解那个时代的状态的,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管制,还有物质生活的贫乏。我们工棚上可以这样说,每天早上起来,会发现怎么少了一个人?这个人过去了。这是当时的情况。

在深圳结识了当地一座渔村的村长,当时叫大队长。当时还不是双休日,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,在他家里可以看香港电视,不用忌讳了,在那儿看电视一直看到早上香港电视台雪花,停台,第二天白天继续看,直到晚上。尽管如此,我们从来没想到偷渡过去。我记得是1980年、1981年,回广州已经两年了,有一天在深圳认识的房东跑去看我,这之前他也来看我,带着鱼、虾等海鲜产品,这回带了一箱加州橙,更让我感到惊讶的,就是这个大队长的太太烫了一个香港的卷发,一下让我愣了。他说现在深圳建特区了。这个渔民家的变化对我刺激太大了,你说香港人怎么怎么样,反正我没感觉,但是在这个渔村劳动的,他们给我送的礼物不是虾,是加州橙,继而我对深圳产生回去的渴望。1983年毅然辞职到深圳。

到深圳之前,我曾经当过兵,上过大学,最后又当过技术员,在政府里面当过公务员,再就是在铁路上当技术员、工程师,这是我到深圳之前的经历,那时候32岁。虽然做了那么多事情,总觉得自己想发挥自己的长处,自己有一番抱负,有一番作为,总是感觉这个社会很压抑,当然别人感觉不到,别人会感到我是幸运。比如说人家下乡去了,我当兵去了,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当兵是很荣幸的,而去下乡那是很不情愿的,当兵回来又上学去了,回来又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工作,我是很幸运的,但是我自己始终很压抑。这样就感觉到深圳可能给我的人生梦带来一个可能的机会,就这样到了深圳。但你说是不是为了钱呢?当然,我向往物质丰富的生活,我向往香港的那种带着各种电器回来探亲,甚至用卫生纸擦汗,这是很正常的,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另外一种生活,这是电影里面才看到的。我当时想过那样的生活,但是就我的追求来讲,更主要的还是要能够在社会上做出贡献,大丈夫志在四方,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,我的印象比较清楚的,是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、《远山的呼唤》这些东西,是野性的东西。就这样到了深圳。

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特别追求,在深圳创业,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,就开始创办企业。实际上事后回想,你只要敢去,深圳那个地方你只要敢去,赚钱容易,赚很多钱也不是很难,你只要敢去。但是不是你敢去就一直赚钱呢?不一定,所以敢去,赚到钱容易。我们当时在国内来讲,改革全部都是国营企业,一种是国营,一种是集体。我们到那里创业,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家的,成立公司第一年,我记得很清楚,赚了300万,第二年之后,改制承包,比如给你基数200万,200万上交,100万就是你的,如果你再赚的多,有个比例,反正你赚的越多分的越多。当时我们公司搞承包是求之不得,就是争取承包,我不以为然,我就是证明我的能力,我能赚钱,你们看到我的价值我很高兴。

1984年创办企业,到1986年遇到危机,当时主要是进口,进口你得有外汇,你出口外汇怎么来呢?是外部调剂,我调剂了多少呢?调剂了2000万资金,在当时深圳调剂了2000万资金,进口、外汇,进口卖人民币赚钱,花到我账上还剩800万美金的时候,总公司老总就说,要把我调走,因为他要投资银行,如果我同意就把我升成特发公司副总,我当时和特发什么关系呢?特发贸易公司,下面有新一代公司,新一代公司还有股份公司,我和它是四级关系,也就是说你只要同意调走,就跳到总公司。我说我要是不同意呢?老总就说了,你不同意也把你调走。反正我就回答不同意,结果呢?一个礼拜之后就发了个通知书,说你到深圳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。那次等于是已经任命了新的经理,就让我来培训,把他调进去。最终没把我调走,但是对我刺激特别大,我说自己并不是为了钱,也不怕他查,我也不担心,什么都清清楚楚。就是你的抱负,你想做一番事业,不成,非常困难。

在这个时候,1986年下了个红头文件说股份化改革,红头文件很清楚,我这儿属于集团公司的分公司,上面还有三层,根本轮不到我。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?这红头文件下来之后,集团公司没有一家想动的,当时还有体改办,也就是说红头文件还得执行,没有一个集团公司执行,这时候我就找到了体改办,我说我想改。改革之后,摆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,现在就要解决第一个问题,产权问题。产权是谁的?你怎么说调就调呢?你根本不顾我的死活,钱你说调走就调走,我签了合同要进场的,合同怎么执行,下一步怎么办?他们如获至宝,可有一家企业愿意改造了。我和我的母公司说了,这时候他们想,你想股份化改造,你现在没有股份化改造,100%归我的,你要股份化改造了,就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,我不同意。好了,他不同意,市政府体改办也没有办法,得总公司给意见,同意改才能让你改,万般无奈之下,我就硬着头皮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,到了他办公室。

我记得很清楚,他穿着一个毛背心在练字,说,你来了。实际上那时候我脾气很大,尽管如此,我哪敢发脾气,耐心地陈述一遍,意思就是希望市委书记特批一下,因为红头文件是市委的决定,他们不响应我响应,但是集团公司阻碍。后来书记说,年轻人,你太操之过急了,我怎么好直接插手你的事呢?我管理的各部委管着下面各公司,我直接插手你,下面各部委怎么运作?我一听,完了,市委书记半天不表态。没办法,那就走吧。他说你等一下,以后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就找我秘书,给了电话,但是你们之间的联络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比如说找个茶馆或者小餐馆,我一听,书记兼市长心底是非常好的,这样下面各部委就知道,我支持你,他没说这些话,有什么事就秘密联络,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改革、万科股份化就是这么来的。

然后是谈判,改革这个钱怎么算呢?做一个台账给国家,当时会计事务所核算净资产是1300万,1300万算谁的呢?如果算我的,就不存在股改了,如果算它(母公司)的呢?那我和它谈判,我的意见是一人一半,亲兄弟明算账,它说怎么可能?和国家谈五五?六-四。我说我六你四,我是装糊涂,我知道它的意思拿六,我拿四,我心里狂喜,为什么狂喜呢?我那五五只是随便一说,他就是九一我也没办法,因为我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谁的,哪怕我只有10%,可以扩股,你国有股要保持住(份额),你必须要跟,你不跟你就得稀释,后来这样稀释,一直稀释到12%,就是这样的过程。

显然,谈到万科的历史,1984年成立,1988年股改,对万科意义非常重大,就是产权上确定了这个公司的所有人,公司才能走到今天。今天很多人问我,你这个公司的性质是什么?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环境、对不同的人,我会有不同的回答。你对政府官员可以说国有控股,最大的股东是国有的;我说是公众公司也没错,万科的股东当中,80%是小股东,第二大股东占2%;按现在最时髦的说法,这个公司是什么性质?我说是混合所有制。你看我说的三个回答都没有错,你这个有机会主义,怎么不同的人问是不同的回答?你可以说是机会主义,也可以说是智慧,为什么?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,你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往前推进?为了你个人的抱负,为了你企业的发展,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,我是有野心的,我的野心是什么呢?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,不仅仅提供产品、服务,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、收入,还带来社会的进步,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,比如说索尼、丰田、松下,索尼的随身听整个改变了人们娱乐消费的方式,我希望万科能成为这样的公司,这是我的野心。

今天来说产权,说改革当中的不容易,说改革是自上而下,这个故事可以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方面。在万科成立30年之际,希望借这个机会,不仅仅是个人的反思和企业的反思,更多的是社会的反思。反思的目的是继往开来,我们面对未来继续走下去,所以下面我们有请周其仁教授把我这个故事作为引子,展开下午的话题。谢谢!

来源:万科周刊 本文来源:中国企业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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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中国企业家(北京)

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“致敬1984”系列活动深圳站上针对王石演讲的发言,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审阅。

王石刚才讲的虽然是一个人和一个公司的故事,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,所以要走好未来的路,很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验经常地梳理,经常地重新思考。万科是国企改革的产物,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背景,不可能有万科,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王石的传奇故事。我今天就是给刚才讲的东西提供一个背景,虽然这个故事不长,但里面提到了很多东西,是这个历史时代的浓缩。

首先国企怎么来的?为什么国企里面有这样的关系:可以一句话、一个命令,你挣了钱调来,不行,我把你调走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别的人际关系、组织关系,它怎么来的?然后怎么变革的?更重要的,我们关心它以后会怎么样,所以我们争取用不长时间把这个补充进去。

讲到国企来源,要给大家看照片,这个认识吗?列宁,1917年,彼得格勒,现在圣彼得堡这还是一个旅游景点,当时他在写一本著作叫《国家与革命》,要解决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快要赢了,掌握国家政权,革命成功怎么管这个国家?要有一套构思,在当时是挺困难的一个问题,因为马克思他们有一套构思,马克思一直在英国直到去世,他选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他的理论是生产力发展到最发达的程度,才有社会主义,是生产力到了把它那件衣服要撑破的阶段,社会主义就出来了,所以马克思不认为落后国家会先搞社会主义的。因为当时工业的表现就是大企业,所以抓住了一个东西:大企业内部有计划,大企业有企业家,有公司发展部门,要做规划的。但是公司之间没计划,生产多、生产少,市场老有波动,老有落差,老有动荡,马克思理论就说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,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,大到什么程度呢?这是一个推断,是思维上的跳跃,大到可以囊括整个社会经济,这样就把公司内的计划变成全社会的计划,计划经济就这么来的。前提是生产力要高度发达。

过去老讲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,后来我去圣彼得堡参观,它真的就是一声炮响,就响了一声,沙皇干掉,革命成功。革命成功怎么管经济?马克思理论搬过来没有用,你没有大工业,没有大组织,所以列宁就提出了一个理论,这个理论就和刚才王石讲的故事有关系,我这个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很高的程度,我用什么东西做替代呢?用国家机器,因为国家机器是强制力,是工农武装,是自卫队。我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,整个国家用强制力来组成一个大公司,超级公司,然后把整个俄罗斯经济变成劳动平等、报酬平等的现代的组织。

整个公司经济你要有一个中心发命令,怎么发?你发指令要有信息基础,所以列宁真控制了俄罗斯以后,试了一年多到战时共产主义,很快就发现不行了,超级公司开始乱,真要下命令,你说生产多少,怎么衔接起来?列宁掌权以后非常失望,就提出那个想法太理想化,要搞一套新经济政策,往后退。什么叫新经济政策呢?说国家掌控命脉,铁路、银行、电力是国有公司管,其他部分退给资本家,虽然当时已经拿过来了,但允许小业主、小工厂主、小资本家发挥,在日常民生的领域里分工搞,农村富农、中农共同承担责任,国家只管命脉。我们改革抓大放小,其实就是从列宁那里来的。列宁这一抓大放小是比较符合俄罗斯的生产力,所以实际上他写的构想,在他自己去世之前是没有贯彻的。

列宁去世以后,斗来斗去,那一代革命家差不多都输了,斯大林胜出以后,从1928年开始搞中央计划经济,他要把列宁原来的构想落下去。斯大林的办法就是把国家机器行政这个组织套到经济当中来,用行政等级来替代市场和企业家的努力。斯大林把苏维埃经济组织起来,包括它的工业、坦克、大炮,最后检验的东西就是二战,除了苏联军人的努力,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,非常重要的是工业力量,战争后期实际上每天上前线的火炮、弹药、坦克的数量都超过德国,这一检验,苏联模式再进一步。不要说苏联人,当年西方的知识分子、经济学家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,如日中天。哈耶克当时有不同意见,他认为这种经济权力集中会导致政治上的奴役。

苏联模式你还不能说从一开始就失败,因为它行政权力自上而下,当目标比较简单的时候这个体制是管用的,我们叫举国优势,但是这个体制没有经受战后岁月的磨炼,仗打完以后目标就分散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老百姓要消费什么?该供应什么?这中间怎么衔接上?这用中央体制越来越对付不了。所以战后如日中天的苏联体制和欧洲的复兴比,跟美国比,跟日本的崛起比,相形见绌。

90年代我去看过苏联,三维设计真是,这么大的经济体怎么会弄成这样?我到世界银行开会的时候,到农民的家里去看,他们的农民比中国的农民底子好多了,地毯、壁毯、钢琴,就是没钱,为什么?因为拖拉机零部件都没有的,农场就跟仗打完一样,车全趴在那儿,零部件供应不上。为什么供应不上?计划没了,过去全部凭指令,苏联计划委员会一年要发10亿份文件,指挥这个庞大国家的产供销。所以这个体制最后没有办法招架。可是要改,那难度就大了。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社会主义,社会主义是不是就跟计划连在一起?计划体制走进去要改出来,真是非常难,这个路径很难。苏联的路径做的这么不成功,你想关起门来改国企改不出来,前后左右你没办法呼应。中国实际上是逼出另外一条改革路线。

我这里的一个背景供大家讨论:中国不是先改国企的,是先改市场,先把市场放了,放出来市场再把国企推进去。这里面有个内在逻辑,一环扣一环。什么叫先放市场,一是先放入个体户,几千万知青回来,一回去就业岗位在什么地方?国营企业招不了那么多人,所以就逼出了大碗茶、摆个摊,开饭馆,个体户出来了,个体户出来那就升级,然后乡镇企业,还有广东深圳开始的外企,让它们进来,这全是逼出来的。

香港当年是很大的麻烦,为什么?王石刚才讲到几句,你们可能没太注意,作为“助教”我要提醒大家注意,这个东西难不难为情,你是社会主义,你是人们最高理想,你们国家的人老往资本主义跑。而且全世界很一致,你们听说有西德的人跑东德的吗?柏林墙都是单向的,都是东德跑西德,西德不跑东德,情报人员除外。我们这里都是逃港的,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听说香港逃过来一个人?所以习仲勋当年主政广东,最大的挑战就是几万人逃港。

习仲勋说为什么逃港啊?怎么往资本主义跑啊?底下一个支部书记就说,为什么我们跑去的人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新房?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体现?他想人家讲的可能有道理,会后就跑去约他谈,你跟我讲讲怎么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?很简单,四小龙啊,起飞啊,工业啊,缺人啊,过去打工赚钱的就多。习仲勋当年就动了一个脑子,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影响深远的,他对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守不住啊,守土有责啊,他们往资本主义跑怎么办啊?能不能辟一个地方,把香港的工厂开到这?两全其美,开过来以后不用跑过去了,在社会主义工作嘛。马上汇报到北京,邓小平支持,说找块地方好,这块地方叫什么啊?后来说得叫经济特区,政治上不能特,经济上可以特,其实最重要就是让外资工厂过来。

这一过来很有意思,千教条万教条,只要看了真的,人们的想法就会改变。人家把市场这套东西带过来了,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不让在国内卖?但生产多了总要往国内卖一部分啊,王石早年有一个业务就是干这个的。

这一松绑以后,产品市场开始竞争,原来那一套人口户籍劳动体制受冲击,土地分配受冲击,银行贷款受冲击,系统就玩不动了。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,实际上就是重新界定权力,厂长是干什么的?国家机关是干什么的,官员是干什么的?得重新画这条线。

其实改价格、改产权是一件事情。什么叫改产权?产权里就有定价权,价格如果政府定就是计划价格,企业可以叫价,市场可以还价,这就是市场价。最后讨论来讨论去,就开始聚焦了,真正难就是改到财产权利的时候,王石最后讲到的那个难度非常大。怎么难?国企改革到现在为止三分天下,一部分改盈利了,中石油、中石化都是世界500强,改成若干个国有控股公司玩一个市场,玩一个产业,不让别人进去;第二就是赔的改成了,财政兜不起了让银行兜,银行也兜不起了让股市兜,2012奥运会吉祥物股市也兜不起了,朱镕基说我来,朱镕基来怎么办?改革,抓大放小。

王石讲的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小品种,什么小品种?就是盈利,但也改了,中国投稿网不是亏损改制的,是赚着钱改制的,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到今天最重要的经验。因为从今天往后看,大部分国有企业是盈利的,盈利怎么改啊?亏本身就说服大家接受它改,盈利是非常难说服人改革的。

所以万科的故事对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价值。同样从这个历史中过来,你怎么评估你的贡献?不能以后一个命令让你去党校学习,全世界哪有这种企业制度啊?合约是妙不可言的东西,股份公司是妙不可言的东西。一旦签了以后,第二单再签,一扩资出不出钱?没钱就稀释,12%,一开头怎么12%?你别干了。所以审时度势,恰如其分,这时候就考验你对整个人际关系。

改革前后左右,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,差一点都不行,还要有政治技巧,当年是1988年,他书里讲了怎么见市委书记。他先结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,做了很多工作,先把思想谈通。深圳靠近香港,同样共产党的官也有一些人,就是要把事情做上去的,跟企业家是一样的。人生苦短,就是那点时间做事,做不成事怎么弄啊?好不容易有一个股份制改革,深圳能不能开个头?找对还得有技巧啊,还要去茶馆里见面,还得半地下。里头还有运气,你现在倒回去看看你当年那个故事,哪一个环节出点岔子,就不行。你现在倒过来,就是柳传志讲的复盘,当时的所有各方的动作,都放大一起重演一遍,真的是来之不易。

刚才王石的发言,提供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案例,在这么一片改革的热土上,一个标准的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以后,形成的新的权力架构,从行不通变成有一个新的法律架构,你看有了这个平台,加上企业家才能,加上市场机会,就能成就今天的万科。可以说它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,当年搞国有企业,辛辛苦苦,勤勤恳恳,他们要的也是这些东西啊!不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吗?不是说日本能造的我们也能造,美国能造的我们也能造吗?目的是一样的,问题就是把路走出来。我现在高度肯定的是,中国这条路径是对的,这条路径真走到底,下一步的难点、重点、要点就是盈利的国企,特别是盈利的较大规模的国企,这个路怎么趟开?弄得跟世界上主要的企业没有什么太大区别,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参与全球化的竞争?这就是我的发言。

本文来源:中国企业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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